到六十年代初，在科学技术战线上，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
面对着困难，科研事业特别是以导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等尖端武器。
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应该“上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九六一年七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贺龙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在这时，同志让秘书从杭州给我打电话，传达了他在看到我的一份报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八月份他将亲自找我们谈一次。
同志的这一指示，以及我们根据指示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我们的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坚持下来了，并且迅速地取得了成果。
在接到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一九五八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一九六一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尖端科学技术队伍方面，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在研究试验的技术设备上，经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已经可以保证自行研制近中程导弹的基本需要。
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了。在研究设计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并且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争取不迟于一九六三年把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
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讨论分析，到会的同志对坚持攻关都充满了信心。当我们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决心配合科研部门一起攻关。
我们把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陈毅同志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对我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和陈老总的鲜明态度，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决定上马了，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调整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确定首先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否则战线太长，各方面的力量都将难以负担，就会欲速不达。
于是，我们在研制武器装备方面，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地导弹为主，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对防空导弹，因为当时的U2飞机经常到进行侦察活动，飞行高度达两万米，只有防空导弹能对付它，所以对防空导弹也决定投入一定力量，但排在第二位。
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在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把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当时我们向各单位提出要照顾这个大局，我向他们打比方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经过说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这是我们攻关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以上武器装备的研制顺序，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确定的：一是为了攻关，哪个薄弱和复杂，就先上哪个；二是急于解决各军兵种主要装备有和没有的矛盾。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陆军历来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陆军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一九五九年，我们就开始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结论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高性能飞机，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
我当时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我这句话传开了，从那时起，“开门七件事”就成了大抓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代用语了。一句话，我们如果不把以上三个方面搞上去，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就会打不开局面。
当时原材料方面的大体状况是，金属材料数量上发展快而品种规格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则在数量和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同时，生产新型原材料的设备缺乏，有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从化工材料来看，一九五八年我国生产的塑料只相当美国产量的百分之一，英国的百分之二点五。而且大多是些老品种。
当时大家曾考虑，象我们这样的国家，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能不能扩大品种和规格，以达到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讨论的结果认为，只要我们重视，计划安排得当，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据资料记载，世界上几个主要工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钢产量并不太高。日本是五百三十万吨，法国是七百九十万吨，英国是一千三百多万吨，德国是一千七百四十多万吨，苏联是一千七百七十多万吨。到一九四四年战时动员工业生产达到高峰，日本也才只有六百八十多万吨。这些数字有的比我们一九五九年时的产量还低，但他们那时已能大量制造军舰、潜艇、飞机、坦克等许多相当高级的军事装备。原因就是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品种规格比较齐全，普通钢与合金钢的比例大体适应。
我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与之相比，但我们是个大国，应该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各种军事装备，力争逐步实现自己设计，自己研制和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重视原材料工业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并着手加以解决。所以，早在一九五九年七月，我就向同志和党中央建议：在原材料方面，我们应当及早拟订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规划。否则，单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方面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在管理体制上，我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归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归总，统一筹划。中央同意了我的建议。
在具体要求上，我们希望在三几年内逐步扩大稀有元素的生产，增加优质合金钢的比重（当时主要产钢国的合金钢占钢产量的比重是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我们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特别要研究和掌握各种耐高温、高强度和具有某些特殊性能合金钢的生产技术。这些看起来虽然是从国防需要出发的，但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正如同志一九五八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上批示所说的那样：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以后，的确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我把这些想法向军委的同志们谈过多次。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我又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新型原材料的生产试制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新技术材料各国大都首先用于国防尖端，然后才在国民经济中普遍使用，因此材料越新，机密性越强，我们就越难得到国外的技术援助，只能下决心自己搞。
一、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组织一个新技术材料小组，成员由计委、经委、冶金、一机、化工、建工、石油、轻工、中国科学院等各部门掌管新技术工作的负责人组成。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从提出新材料要求、安排科学研究、中间工厂试制到工业化生产为止。
二、当前解决新型原材料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在计划中排上队，以便尽快研究、试制或生产。
会后，我将新型原材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中央处作了报告，处的同志都支持解决新材料问题，同意我们的报告，要我们放手去干。中央的指示对大家鼓舞很大。不久，经中央批准，新材料小组就成立起来，开始工作。为了达到尽快过关的目标，当时就抓紧组织有关的各工业部和科研单位磋商，拟定了研制和生产基地建设方案，并向各单位提出了约五千六百种新材料的生产或研究试制任务。大家都热烈支持，展开了猛攻新型原材料关的紧张战斗。
进行新材料攻关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九六五年四月到七月，我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五六年来，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一万二千八百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为新型材料立足国内打下了一定基础。如喷气飞机用的高温合金，有的已正常生产，有的即将投入生产。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需用的精密合金从无到有，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也已经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初步需要。
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二百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
仪器仪表方面，经中央批准，我们责成国家科委、一机部负责抓总，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会战，也一步步突破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光学精密机械方面的问题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所长王大珩同志领导下，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杭州浙江大学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攻关过程中，我们在解决设备和材料问题时，在金属材料规格上，经常碰到几个“特”字号的问题，如特大、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材料，成为我们搞“两弹”和科研工作的卡壳问题之一。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为了解决这几个特字号的问题，我们提出建议后，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向一机部下达了研制各种大吨位的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等九大设备的指示。九大设备原计划一九六八年完成，到一九六七年检查，大约完成了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关键是卡在大电机、大电炉等配套电器设备上。由于十年内乱，九大设备的研制，许多项目拖延下来了。
在攻关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了同志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员之一的张爱萍同志很快向国防科研系统传达了中央的这一重要决定，使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听取汇报，使“两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
为了贯彻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张劲夫同志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专门负责组织科学院各部门更密切地配合国防尖端武器的攻关。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氢弹。一九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次试验是由张爱萍同志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当时集中了几百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几千名勤务保障人员，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克服了许多困难，反复演练，完成了极其复杂的试验准备工作。试验当天，我同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张爱萍同志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前方传来的情况，我们把“零时”（即爆炸的准确时间）确定为当天十五时。当“零时”到来，听到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二届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爆炸成功的汇报，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列席了会议。当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第一次到基地现场主持核试验，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把装在导弹上进行真刀的发射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核导弹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导弹，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很高。再说，为了使我国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
经过反复研究，进行了各种细致的论证和检验，报经恩来同志和中央批准后，决定进行这次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我先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在发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详细地听了专家们的汇报，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时发射成功。发射后，我又赶到试验基地，观看了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和核爆炸后的情况和结果。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
我第三次主持试验，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按原定计划，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的工夫，而我们只用了三年的时间，比他们缩短了七年。
通过几次到现场组织试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制造和试验“两弹”，技术上极其复杂，所有工业部门都承担了多少不等的任务，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失败，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党中央对尖端攻关的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物资上优先供应。中央还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有关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在财政上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每年仍拨出一笔专款，用于新材料的研究。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也不断增加，保证了攻关的顺利进行。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