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宏观经济的发展态势做个勾画。从全局来说的宏观经济，在运行中有一个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的“中心任务”，就是经济运行、社会发展要在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现代化战略目标，推进过程中，现代化概念之下我们的这个战略诉求，直接联系全体中华民族社会成员，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系。现代化的追求，如果说在中国以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近现代史揭开帷幕后180多年看，说，从未如此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但是又有一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已经走过的可歌可泣的历程,和已规划的三十年为期“新的两步走”要达到的中国梦梦想成比，剩下二十多年的历史考验，更带有爬坡过坎的挑战性。
经过30年按人均为9.8%(四舍五入是10%的“两位数”)高速增长后，2010年我国又是10%以上的经济增速，但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出的是“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以后一直讲到现在。从逻辑上说，稳中求进就一定要克服使我们不稳定的威胁性因素、风险性因素，最简单概括是后来表述的八个字：矛盾累积隐患叠加。作为研究者说一下两个视角，一是物质生活的视角。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0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感受是什么？频发严重雾霾，大气污染的后面还有普遍发生的水流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家长们越来越多地担心自己的孩子还能不能健康成长，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持续推进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的。物的视角旁边还有一个人的视角-人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最典型的是收入分配问题，虽看到统计指标上是老百姓的人均收入节节上升，但是获得感、幸福感没有同步上升，说到收入分配似乎人人都觉得有不公。当时有越来越多学者的抨击，就是收入分配悬殊，甚至直呼为两极分化。还有早年不正之风演变为高发的。
从国际经验来看，2010年我国在高速增长仍然有直观表现的同时，中国的国民收入已经达到了四千美元，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阵营中间我们坐稳了这把交椅（三千多美元以上就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了），这是从我们改革开放之初很低的水平一路走上来的。前面70多年全球统计有113个经济体达到了世界银行可比口径认定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如愿继续往上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是绝对少数，只有12家。成功者最典型的是二战之后日本作为东方经济大国的崛起-当然它有非常特殊的冷战之下美国人对他的扶助，还有就是著名的亚洲四小龙。不要忘记，后面还有亚洲四小虎，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也曾经是生机勃勃。然而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都一蹶不振，踏入中等收入陷阱后至今也没能走出来。
显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必须在战略层面处理好一个阶段转换问题，需求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怎样掌握这个过程？说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新常态的“新”，直观表现就是需要牺牲一些速度，速度要往下调。但是这个速度又不能一降再降，需要有一个“由新入常”的转变。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说，我们现在经历的这样一个阶段转换，首先不能认为是一个V型反转，下来以后就上去，也不能认为是一个U型反转，下来后走一段又上去，只能认为是一个L型转换，下来以后拉出尾巴，然后运行在中高速平台上，关键是要有高质量。怎么引领这个过程，怎么实现高质量？一是要有”保证速度”，必须是在中高速的合理区间；二是尾巴拉出来以后“由新入常”，是要使它这个平台状态维持的时间段越长越好。有高质量，有中高速，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我们实现追赶-赶超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关于“中高速”，从来没说是什么量值区间，但我作为研究者，可说5%-8%是大概的数值。怎样在速度有所降低后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中央说供给侧结构改革是战略方针，要以制度优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后又进一步把我们推进现代化的主线表述为供给侧结构改革，要经过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制度创新打开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潜力空间。当然还要伴随思想观念的创新，合在一起带出质量和效率提高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等各种结构合成的供给体系升级版，这就是环环相扣地由中央给出的一整套指导我们现代化的大政方针。
2021年底中央指出“三重压力”问题后，中财办领导点明了对“两个谬误”纠偏的必要性。第一个，是合成谬误，最典型的是与跟咱们钢铁行业息息相关的房地产业。2021年年初的时候早已经有了三条红线，融资已经收紧，继而所有公共管理环节都是讲从严从紧防范风险，防范房地产领域里面的灰犀牛冲击我们，都表现出非常尽心地守土有责，在贯彻中央方针方面看起来方向正确，不遗余力地火线立功，结果却是“宏观上的负效应”，到了四季度房地产领域灰犀牛真冲过来了，不是从原来担心的泡沫化过热冲过来，而是从恒大事件引发当时认为中国房地产要“崩盘”的危险而冲过来的。这方面应总结的教训，就是不能形式主义地简单按照某一个政策表述，大家只是单方向去叠加政策效力。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要处理的问题，跟整个国民经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跟钢铁行业更是息息相关（钢铁产出一半是投入到房地产行业）。为纠正合成谬误，政策180度转向，暖风频吹，一直走到现在，对房地产业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判断？有人仍然非常悲观，但是我敢说中国的房地产业不会出现一度被人们在很多场合讨论的崩盘大危机，这明显可以避免。其实不是现在才形成这个判断，在演变的过程中，虽有不断爆雷，但局部出现“断供潮”后，中央给出三个字的要求：“保交楼”，我一听就知道大局已定，虽然局部的困扰还会不断出现，但大面上不会崩盘。因为保交楼绝对不是出了问题的开发商自己可以保的，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守土有责，你这个辖区之内绝对不能出事。最典型的，包括咱们郑州这一片，后来在媒体上面见到有两万字左右的报道，来讲这些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之下怎么样利用各种腾挪手段来保交楼。中国如果按照政府守土有责、各个辖区都保交楼的话，那就是怎么样熬过这样一个过渡期的问题，大的逻辑是不崩盘。现在又有一线城市的标杆作用，而且对民营企业的开发商已有对象化的白名单措施，政策更会加力走出一个波动中间比较缓慢的回暖期，这就是一个基本判断。
回到双重谬误来说，还有一个叫分解谬误，这跟咱们绿色低碳发展有关。双碳目标是40年的持久战，但是实际工作中系统工程被碎片化，持久战被打成了突击战，最直观的表现是某些地方政府看着自己绿色低碳的指标不漂亮，不好看，不惜上行政手段拉闸限电。这显然违背了政策理性，需要纠偏。
中央在2022年非常明确提出增长速度引导目标是5.5%左右，是在合理区间内的5%以上，但是非常遗憾，2022年刚刚开完，目标已宣布于整个社会，跟着“超预期”问题来了，困难和挑战超出预料，国务院领导以十万会紧急动员稳经济大盘，但种种原因那一年我们实际只是走到了年度增速3%，是几十年来倒数第二的低速（倒数第一是2020年大疫之年的2.3%）。
当前，我认为要特别看重2024年上已经明确宣布的，今年的增长速度引导性目标，和去年一模一样，是5%左右。去年实际完成在5%以上，我要说我们要争取今年仍然完成在5%以上。在2023年二季度的时候，曾有超乎预料的投资、消费和外贸方面种种令人担心的表现，势头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足以支撑大家所希望的总体复苏，而跟着有世界上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也被称为“中国经济见顶论”，这些悲观的说法都来了。但是，我们去年三季度在紧密跟踪发展态势的时候，终于看到8月份开始有向好苗头，9月份继续向好，1—9月份数据出来之后，统计局说只要四季度能完成4.3—4.6%，全年5%就实现了。那时候，中央又异乎寻常地在第四季度推出了预算调整方案（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过），赤字率由3%抬到3.8%，一万亿国债给地方纾困，实行“以债化债”和把地方债下一年的可用规模提前到前一年使用，等等这样的组合，就是要夯牢总体上经济向好的这样一个基础，乘势实现我们必须追求的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所以，今年必然要延续在中高速底线以上给出引导性目标。我们原来听到的外界评论、预测，都是明显悲观的，比如说很有影响的国际投行高盛说2024年中国速度会从前一年的5.2%回落到4.5%，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没有一家看到5%；我接触了国内不少预测主体也说4.7%、4.8%，都不认为可以摸到5%。其实他们的各种模型预测无法精确给出短期的前景量值，这已经不断被实践证明，用这种模型方法预测长期，可能更靠谱一些，所以这些年所有短期预测都是跟随性的，一旦实际运行情况好了以后就说要修订原来的预测结果，那就没有什么引领意义了。中央今年提的5%，引领意义是综合考量的，最主要是抓住2023年契机之年新的同比5.2%的基础，把中国成长性的支撑条件加上我们主观努力，来对接一个符合中央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衔接到超长期战略目标规划时间表要求的“保证速度”运行状态。这个保证速度，在中央提出“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规划的时候，已经由总的《说明》做了画龙点睛的勾画。当时总讲，我们很有希望在“十四五”末期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水平，也很有希望于2035年使我国经济总量或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这意味着我们将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使中国人均收入2035年比2020年也大约再翻一番。这样一个中央层面给出的引导性前景使学者马上就可以做更具体量化的测算，因为我国人口已经见顶，现在14.3亿，不会再往上走了，再往下就是怎样看着生育政策调整，可给出高中低假设方案然后做测算的问题、结果，是15年达到总所说的这个目标年均的保证速度应该是4.7—4.9%，即接近5%。这能不能实现？不是简单的一厢情愿，我们有客观成长性的支撑，会再加上主观努力。
具体的相关概念是什么？首先，是客观的发展中间全球普遍规律要推进和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这两个概念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什么地步？已经是世界工厂了，但是大而不强，不要轻信那些说法，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已在各方面超越美国，不是这样的评价。我们在中国制造概念上一定要经过艰辛努力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未来相关的推进纵深相当可观，潜力非常巨大，而且这是对中国14亿人口巨国模型才能够分析描述的特大经济体的成长过程。
跟这个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怎么认识？现在很多人讲中国的城镇化65%了，快到天花板了，所以房地产业也没有什么发展空间了，这是非常严重的认识误区。65%这个城镇化率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严重掺水，国际上可比的指标所依据的客观水平指标，在中国首先要看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这个指标只有47%，意味着一大半中国人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已经进城的三亿多“农民工以及家属”，苦苦拿不到城镇户口-要给他们户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必须对他们兑现，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就必须市民化地给他们有效供给，但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个份上。那么向前提高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跟我们钢铁业息息相关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是不是继续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一定是支柱。现在是房地产业的恢复期，继续保留前些年两重天的形势，火的一面现在正逐渐放松行政控制，北京市已经推出了认房不认贷，最新的是原来讲离婚以后三年时间才能买房，现在已经不做数了。从北上广深开始，然后到省会和二线的一些中心区域，一定会把这个风向标效应传导到全社会的覆盖面上。
刚需确实是在减退，因为人口不再增长了，但是改善性需求绝对可观。工业化、城镇化合在一起，老百姓美好生活的愿景要不断实现。在住房供给这方面首先要托好底，即加快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来形成保障轨上的有效供给；商品房市场轨上的供应，大家要注意，越来越多的人要以小房换大房，要有第二套房甚至第三套房，这都是改善性需求。满足继续存在的刚需和增长着的改善性需求，还要对接未来还会有三亿多人要从农村逐渐迁徙到城镇，对已进城农村户籍人口还要给他们补欠帐，合在一起，我们钢铁行业要供应的，是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有效供给，绝对不会滑坡撤空，一定是在客观成长性这个概念之下，在我们发展的潜力方。